前不久，陈真文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最近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提出了他个人的一些意见。开展争鸣，发展学术，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陈文说，他看了《民俗学概论》后，感到“没有全面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很不满足”。这里先讲一个原则，即他要求出版的是一部理论研究著作，但这不是本书的编纂主旨，我们要编写的，是面向广大高校学生的教本，是向他们介绍民俗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不是为少数民俗学者的书架子再添一本、半本理论参考书，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
确立这样一种编纂目标，是从国内外民俗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的。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的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民俗学的教育都很重视。在日本、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从中、小学起，就普遍开设了这方面的相关课程。而在我国，民俗学课程在大学都尚未普及，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一部可以在全国高校通用的中国民俗学概论教材。
自1992年起，在钟敬文教授的亲自率领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18个单位的33位学者，经过集体研究和撰写，三易其稿、历时八年，完成了这部著作。它展示了中国民俗学概论的整体构架，也体现了与外国民俗学教材的许多不同之处。形式上的差异不是要紧的，主要是中、外民俗在历史渊源、文化含义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异。为了进行适当的文化比较，书中也介绍了与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关系相对密切的“外国民俗学概况”，但写了1章，在全书的16章中，占1／16，并不像陈文所说的“都是外国的”，这是读者打开本书就能看到的事实。
被陈先生所最不能容忍的问题之一，据他说，是《民俗学概论》里“竟完全没有用”中国的“方法”。这话说得很重，可惜他也没有给予具体论证。本书的编纂，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面系统地把握和分析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批判地借鉴外国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教学理论体系。除此而外，陈先生还要什么样的“方法”呢？他不说，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我们再来看陈先生要的“新”理论是什么？他说作者介绍西方的相关学说，“只到50年代的结构主义为止，对‘文化模式’理论、文化相对论等新的理论方法更视而不见，更不用说《新华文摘》1997年第1期上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对‘文化相对论’的批评了”。文末注该中国学者的文章，是段宝林的“《中国民俗大全》总序”。坦率地讲，陈真文又错了。
文化模式论是“新”理论吗？姑且依照陈真文本人的分期，以“到50年代”为线，划分西学之新、旧，文化模式论产生于三、四十年代，不是标准的“旧”理论吗？《文化模式》一书的作者，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还算是列维－斯特劳斯老师辈的人呢。把她的后一本书《菊花与刀》也算在内，此书于40年代下半期出版，之后，作者辞世，那时还不“到50年代”呢。退一步说，就算把米德做的《文化模式》1958年再版本也加上，也总不能据此就把文化模式论推迟到1958年吧？陈先生可能是把米德的再版本当成了原版本，但它也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一书出版时间偶合，仍旧不能算作是在结构主义之后出现的“新的理论方法”。陈真文先生是把两者的顺序弄颠倒了，起码是引证不规范。
更遗憾的是，文化模式论并不是民俗学理论，本尼迪克特也不是民俗学家。即使她后来的著作《菊花与刀》，曾在文化人类学史上轰动一时，也决不是民俗学的著作，而是一份受美国情报局委托撰写的研究日本人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战时报告。这一派的学说，从来就不是陈真文要讨论的“主要民俗学流派”。
人类学与民俗学能不能互相借鉴呢？当然能。陈真文举出段宝林教授的文章，不正是一个多少使用了人类学资料的例子吗？但段文中把“随地吐痰”、“饮料瓶”也归入中国民俗，未免有点走火。那些“饮料瓶”，印着可口可乐之类的招牌，恐怕连中小学生都知道，它们不是国货。不是中国传统民俗的，就不好说是。
陈还对本书未提AT系列的丁乃通索引表示不满。AT是以欧洲故事为中心的、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的一种索引，本世纪初诞生于芬兰。现在世界上已有欧洲、亚洲和南美的索引50余种。其中，域外学者所编的较为全面的中国故事索引，有艾伯华索引和丁乃通索引。本书对外国的50多种索引，没有一一介绍，而重点选讲了与中国有关的索引。
在有关中国的两部索引中，丁乃通的立场是西化的，他自己说，他“总是试图使中国类型适应AT类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西化的立场，还使他将“同一（中国）故事会放在四个或五个（西方）类型之下”（英文原著第16页，中译本第17页）。这样的工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照搬”吧。此书出版后，国际学界已提出了一些批评。和丁乃通相反，艾伯华的索引，只有限地参照了AT。它的主要部分，是艾伯华根据中国实际的创造。今天看来，他的索引已不能概括中国故事的现状，然而，不能否认，它是消化AT而新出的一种索引，相对说来，对中国学界更有启发性，本书的第21页提到了这部书。
陈真文又问作者为什么“没有明确提出掌握民俗学发展规律以移风易俗的任务”？在中国民俗学者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自己肩负着“移风易俗”的使命的。但在民俗学的功用中，移风易俗，还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建设民俗学，首先是能帮助祖国儿女认识祖先的历史文化，激励爱国主义情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次是能指导我们改造现实生活，既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民俗传统，又吸收外来的良好文化因素，移风易俗，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服务；再次是在推动民俗旅游业等方面的实用价值等。民俗学既是一门人文科学，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本书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见第10、11页。
陈真文还一再质问，《民俗学概论》要把“青年人引向何方”？这就恐怕要等待时间的检验了。试想在从前极“左”思潮盛行的时期，民俗学曾经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更不要说用它来教育青年了。但祖国的科学春天终于来临了，民俗学又复活了。短短的十年、十几年，它还拥有了大批的青年后来者。这个变化之大，可能是那些曾以为搞大批判就能“把青年引上正路”的个别人所想不到的。可见，关于把“青年人引向何方”的问题，历史自会淘洗出答案，付予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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